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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性调整，减少无效供给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决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当然，这与过去说的虚拟经济不是一码事。债务与利率是直接相关的。
这个逻辑的转换，意味着不仅仅是从短期来考虑经济运行的波动如何被抑制，即所谓的逆周期调节，现在需要更多的是权衡风险。观察当前的经济形势与宏观政策，需要有新的思维和视角。当利率降到很低，甚至接近零的时候，债务本身直接就变成了资产。要结合宏观环境的变化，重新思考财政、金融乃至宏观经济中的问题，尤其是预期和风险的问题。在这种趋势下，供求关系、定价机制以及资产负债等都具有了新的不同于传统教科书所界定的内涵外延，都难以用传统的理论来进行阐释。
一般状态下，货币就像水一样，流动性很强。（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 进入 刘尚希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宏观经济形势 。四是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整顿收入分配秩序，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合法致富，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我们要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要量力而行，不能犯急于求成的毛病，不能脱离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不能超越发展水平。一是合理安排劳动、财政收入等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发挥财税和金融资源的调配作用，稳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积极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成就，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通过深化相关制度改革增强初次分配的公平性。
二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重，构建以一般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的模式。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于我们进一步准确理解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探索在新的征程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路径，具有重要作用。保障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对于分配秩序、分配格局等具有重要影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发挥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当前，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其中很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就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为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准确理解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有系统观念，要从战略高度进行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
五是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研究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保障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涵盖经济社会各领域、各环节，包括公平教育制度、充分就业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公平竞争机制、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公共财政制度、普惠金融制度等。
初次分配制度直接影响分配秩序和分配结果，对实现共同富裕具有直接的重要影响。共同富裕离不开分配起点的公平化、分配秩序的有序化、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化，是各主体、各层面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发展状况合力作用的结果。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因此，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调动各方面创新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不能指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达到非常理想的状态，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才有可能把事情办好。四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五是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中国人口的第一个转折点已经于 2010 年出现，以 15~59 岁人 口数量达到峰值并开始负增长为标志。
正如很多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以及我本人关于门槛效应的假说所建议的那样，这个发展阶段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至为关键，其间的发展具有不进则退的性质。如图 6—2 所示，虽然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相对贡献率有所提高，但是与经济增长减速一致，消费贡献的经济增长百分点处于下降的趋势。
第二个转折点是总人口数量达到峰值，随后进入负增长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人口转折点相应成为引爆点，经济增长必将面临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严峻挑战。
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在收获供给侧人口红利的同时，需求侧也处于重要的机会窗口期。中国面临的挑战在于，以总人口数量到达峰值为特征的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对居民消费需求也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人口转变与一般规律并无不同。在中国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时期，政策生育率（即按照针对不同人群政策允许生育子女数估算的总和生育率）是 1.5，而那时的实际生育率已经降至 1.5 以下。新发展格局面对的挑战之一正是国际环境和国内变化可能造成的需求侧制约。根据人口转变理论，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也就是说一个生育高峰以后，生育率下降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类似于一种回声，即在一定的时间区间之后，相继形成劳动年龄人口高峰和老年人口高峰，一般来说从婴儿成长为劳动力需要 20 年左右，从新成长劳动力到退休需要大约40 年。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善民生的政策实施力度明显增大，收入分配状况显著改善，特别是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农民收入中转移支付性收入的比重大幅度提高。2019 年的预测，显然是由于对中国生育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过于乐观，所预测的人口数量峰值时间延迟到更靠近 2030 年。
此外，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还会更直接地对需求因素产生不利影响。在形成劳动年龄人口回声的情况下，就形成了潜在可用的人口红利,而在形成老年人口的回声中，人口老龄化便如期而至。
中国人口两个转折点出现的年份如图 6—1 所示，第一个转折点已经出现，至于第二个转折点，在联合国分别于 2015 年和 2019 年 对中国人口进行的预测中，对总人口数量峰值的预测略有差别。再进一步来看，如果说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引爆的是供给侧的冲击的话，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很可能要引爆需求侧的冲击。
早在 2008 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就日益日本化，深陷以低通货膨胀率、低长期自然利率和低经济增长率为特征的长期停滞状态，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供应链脱钩和技术钳制等因素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不过，由于早期经济增长的波动性较强，实际增长率偏离潜在增长率的情形经常出现。由此观察两个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与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增进对人口红利期以及第一个人口转折点之后经济增长特点的认识。具体来说就是消费、 投资和净出口。
这说明生育率下降有着比生育政策更深层的经济社会驱动力。进入 蔡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生育率 老龄化 经济增长 。
根据联合国预测，该组别的人口总量在 2010—2020 年减少了 2 349 万。等式的左边仍然是经济增长率，但是等式的右边不再代表巧妇手里的柴米油盐，而是看谁来享受烹饪后的餐食。
例如，供给侧潜在增长率的进一步降低，必然相应地削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和企业扩大生产活动的意愿。在从第一个人口转折点过渡到第二个人口转折点的整个期间，即 2010 年到 2025—2030 年，中国也恰好处于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过渡的时期。